翻译自'This Realm of England is an Empire': The Tudor's Justification of Imperial Rule Through Legend by Propaganda and Pageantry，仅供参考。
【资料图】
1.引言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法规宣布英国君主的领地是一个帝国。它们规定，“国王在其领地内享有同等的主权和独立，就像任何皇帝在其帝国内一样。”从1533年4月的《限制上诉法》（Statute in Restraint of Appeals）开始：
“通过各种古老的真实历史和编年史，明确宣布和表达了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帝国，并被世界所接受，由一个最高首脑和国王管理，拥有帝国皇冠相同的尊严和皇家财产，各种类型和程度的人按精神和时间的术语和名称划分的政治团体对他有约束力，并在上帝面前承担自然和谦卑的服从义务。”
尽管《限制上诉法》实际上并没有声张对多个王国的统治，而是捍卫英格兰从教皇的权威中独立出来的地位，但都铎君主长期以来不仅为他们对英格兰的统治辩护，也为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统治辩护，并将继续这样做。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宣传他们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大帝、亚瑟王和卡德瓦拉德等人物。他们鼓励在的庆典和宣传中宣扬合法地位，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面前展示。
都铎王朝当然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宣传策略来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君主。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声称是查理大帝的后裔中获取合法性；意大利城邦的僭主们使用了与都铎王朝类似的方法来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甚至西班牙君主也利用同样的宣传和庆典仪式来证明对西班牙的重新征服是合理的。
都铎王朝对帝国主义的主张预示着英国最终统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尽管他们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所控制的领域并不符合目前对帝国的定义，但通过使英国的帝国主张合法化，都铎王朝正在加速从不列颠群岛向统一的大不列颠，以及后来的庞大世界帝国演变。
2.帝国统治的基础
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利用不列颠的传说，不仅对英格兰，而且对整个不列颠群岛提出了要求。他们利用传统和当代的历史资料，宣传英国的传奇人物，如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大帝和亚瑟王，并确认他们之间的血脉能够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任何促进都铎王朝的帝国主张的宣传形式，如庆典、诗歌、历史研究、文学和艺术都被充分利用和推广。
1485年，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击败了英格兰最后一位金雀花国王理查三世，成为都铎王朝的创始人。但他对王位的世袭权利也是相当脆弱的。他的父亲是亨利五世的遗孀凯瑟琳·德·瓦卢瓦与威尔士人欧文－都铎结合的后代。他的母亲是冈特的约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小儿子之一）和他的情妇，也就是当时的妻子凯瑟琳·斯温福德的后代。虽然冈特和斯温福德的大部分孩子都是私生子，但都铎家族声称亨利的祖父，他们最小的儿子，萨默塞特伯爵约翰·博福特，是在冈特和斯温福德合法结婚后出生的。即便如此，博福特家族还是被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宣布为合法的，但仍被两位君主确认为没有能力登上英格兰的王位。由于有许多英国贵族对王位有更强烈的要求（如德拉波尔家族），亨利迫切需要使他的统治合法化，否则就有可能把王位丢给对手。
当亨利击败理查三世时，这被视为是上帝的一个信号。因为上帝赐予了亨利在博斯沃思战场上的胜利，而不是理查，所以亨利是英格兰的合法国王，是诺曼和金雀花国王的继承人。但战斗的胜利并不能单独使他对王位的要求合法化，而到了亨利七世时期，通过战争胜利获得王位已经不太被接受，合法的血统更为重要，因此亨利七世需要确保这样的血统，以使他的王朝得以延续。
这一世系是由12世纪的历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提供的，他写了一部不列颠史籍，即《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其中将英格兰描绘成对不列颠群岛其他地区的统治者。这部史籍为金雀花王朝提供声称有权力统治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理由。蒙茅斯还为该王朝提供了一个他们可以效仿帝国主义英雄式人物：亚瑟王。都铎王朝以这段历史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帝国统治主张。
通过宣称与杰弗里笔下的布鲁图斯有血缘关系，都铎家族声称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拥有统治权。根据杰弗里的说法，布鲁图斯是一个特洛伊人，在特洛伊陷落后航行到不列颠，并从生活在那里的史前巨人种族那里征服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乔弗里写道，在他死后，布鲁图斯将他的征服物拆散，给他的三个儿子各留了一块。洛克林（Locrinus）得到了英格兰（Loegria），然后是苏格兰的阿尔巴纳特（Albanact）和威尔士的坎伯（Cambria）。但是，乔弗里坚持认为，两个弟弟向他们的哥哥洛克林表示臣服。这个故事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统一提供了依据，并促进了英格兰对不列颠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就像罗马的埃涅阿斯纪和法国的法兰西奥（Francio，被认为是法兰克人的同名创造者）一样，布鲁图斯的传说为都铎王朝的帝国统治提供了依据，因为他们把布鲁图斯作为自己的祖先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帝国性”人物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尽管君士坦丁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在都铎王朝统治前和统治期间，英格兰人对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传说的形式出现的。君士坦丁被认为是英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蒙茅斯写道，通过他的母亲海伦娜，君士坦丁是布鲁图斯的后裔。海伦娜是不列颠王子库尔（Coel）的女儿，并且：
“他死后，君士坦提乌斯获得了他的王冠，并娶了他的女儿海伦娜为妻。”
通过海伦娜与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婚姻以及他们儿子的出生，不列颠的王权与罗马帝国的皇权结合在一起。
蒙茅斯所写的亚瑟王的故事，成为都铎王朝从他们的诺曼、金雀花和威尔士祖先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帝国传说之一。蒙茅斯向诺曼人展示了一个帝国性的亚瑟，他把亚瑟比作罗马的皇帝，而都铎王朝的威尔士血统为他们提供了与亚瑟的家族联系，这种联系甚至超越了金雀花家族。
蒙茅斯笔下的亚瑟王征服了整个大不列颠。他统治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称为Scotia或阿尔巴尼亚），甚至还征服了爱尔兰（Hibernia），而布鲁图斯没能做到这一点。蒙茅斯将亚瑟王的征服行动描述为一个扩展到不列颠之外的庞大帝国：
“爱尔兰的所有地区都被征服了，他带着他的舰队前往冰岛，并打败了那里的人民，征服了该岛。接下来，由于在其他岛屿中广泛流传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抗他，哥特兰国王多尔达维斯（Doldavius, King of Gothland）和奥克尼斯国王贡法尔（Gunphar, the King of the Orkneys）主动前来……（并）向他表示敬意。”
根据蒙茅斯的说法，亚瑟的帝国还包括丹麦和挪威。蒙茅斯提到，这些土地中有许多曾经被罗马帝国征服过，进一步将不列颠与罗马帝国及其帝国领地联系起来。
亚瑟拒绝向罗马进贡，认为英国人通过君士坦丁是罗马人的后裔，他们不是罗马帝国的附属品，而是平等的：
“……我现在下令，罗马理应向我进贡，因为我的祖先在过去曾取得罗马的所有权。”
蒙茅斯甚至奢侈地宣称，亚瑟打败了罗马皇帝的军队，并且正准备吞并帝国本身：
“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倒下了……其中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就这样，不列颠人不断跟进他们的优势……赢得了今天的胜利。”
根据蒙茅斯的说法，亚瑟统治着一个“不列颠”帝国，其范围超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这为不列颠人提供了对一个可以自称是罗马帝国继业者的帝国的理由。
西比拉（Sibyl）的预言声称三个不列颠人将统治罗马帝国，这也被列入了蒙茅斯的历史：
“请看西比拉的预言……必有三个将获得罗马帝国的不列颠人诞生。”
“西比拉”是整个古代神话中对各种女先知的称号——希腊和罗马。提到的三个英国人是贝利努斯、君士坦丁和亚瑟。根据蒙茅斯的说法，贝利努斯（Belinus）是一位古代不列颠国王，他和他的兄弟布伦纽斯（Brennius）一起征服了高卢、日耳曼和罗马。这进一步确保了不列颠是罗马帝国的后裔。
卡德瓦拉德，最后一位不列颠国王，从不列颠流亡至布列塔尼，蒙默斯为他提供了一个预言。在流亡期间，一位天使对他说：
“……在梅林向亚瑟所预言的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上帝希望布利吞人不再统治不列颠……然而，声音也告诉他，不列颠人应该凭借他们的信仰再次拥有该岛，但这一约定的时间不应该是在不列颠人获得他的遗物并将它们从罗马带回到不列颠之前。”
都铎王朝声称，他们登上英格兰王位是卡德瓦拉德预言的实现，通过他们，不列颠帝国将回归。
亨利七世还宣传了一个比梅林和卡德瓦拉德的预言更近的预言。在他的统治期间，人们流行说，亨利作为一个男孩被送到国王亨利六世面前，而国王声称有一天他将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是一个圣人，所以能够预言的形象得到了鼓励。（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实际上是一个软弱的君主，有时精神不正常。他的无能导致了玫瑰战争，失去了他的王国，约克党人登上了王位，并最终在伦敦塔被谋杀。） 虽然两人确实在1470年见过面，但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假的，因为这个故事直到亨利七世在位时才开始流传，而国王鼓励将其融入流行文化。亨利甚至游说将亨利六世宣布为圣人，尽管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都在进行封圣的程序，但亨利六世从未被封为圣人。有一个故事说，垂死的亨利七世要求他的儿子继续进行封圣程序，但亨利八世作为都铎王朝、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的后裔，在统治一个未被分割的英格兰方面更有把握。他是“这两个家族的花朵和继承人”，所以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需要进一步确认他的家族对英格兰的统治权。
通过他们的威尔士血统，都铎家族是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和亚瑟的后裔，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帝国主张。尽管都铎王朝所统治的土地数量远不及蒙茅斯笔下的亚瑟，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帝国的君主，因为他们对威尔士亲王国的统治以及对苏格兰和爱尔兰王国的霸主地位。
都铎王朝利用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和亚瑟的帝国传说来促进其帝国主张。他们用这些君主的形象来充实他们的庆典活动，从而认可并宣传他们与这些传说的祖先联系。像英格兰的各个诺曼和金雀花国王一样（威廉一世，亨利一世，爱德华一世），亨利七世利用了任何在能够在贵族和人民眼中使其统治合法化的象征性手段。
3.不列颠帝国主义
都铎王朝利用他们的帝国血统，宣布自己是一个帝国的统治者，这个帝国不仅包括英格兰，还包括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对威尔士人来说，一个威尔士血统的英格兰国王的登基是梅林预言的实现，即有一天一个自然诞生的不列颠血统的国王将再次统治英格兰。对许多人来说，亨利是亚瑟的转世，因为据预言，这位伟大的国王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等待着他再次醒来统治不列颠的那一天，而都铎王朝的亚瑟血统代表了沉睡的亚瑟，因此他们的登基便是他归来的体现。亨利七世鼓励并宣传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这种形象——亚瑟代表了不列颠帝国的过去，亨利七世和他的王朝则代表了帝国的未来。
在宗教改革期间，是亨利八世通过议会在1536年和1543年颁布的法令将威尔士与英格兰合法地统一起来。大卫·鲍威尔（David Powel）声称，亨利八世渴望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没有被宣布为威尔士亲王，因为这个头衔在他出生前就被纳入了王室。伊丽莎白时代的威尔士作家将伊丽莎白一世称为他们自己的同胞，她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而自豪，称自己是人民的一员，既有威尔士血统又有英格兰血统。她不像她的诺曼和金雀花的祖先那样是来自法国的外国血统。她的英格兰血统，通过威尔士，使她与她的臣民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并使人们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以至于后来的英格兰君主很少能与之相提并论。
亨利七世以他的金雀花家族祖先为榜样，寻求对苏格兰的统治权。他的前任国王爱德华一世试图通过从蒙茅斯的历史中获得的证据来对苏格兰提出要求。虽然爱德华一世从未试图宣布自己为苏格兰国王，但他确实试图控制谁坐在苏格兰王位上，从而达到自己的主张。亨利七世知道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国王是诺曼人的后裔。斯图亚特家族的祖先是阿兰（Alan），他是征服者威廉的同伴，因此从属于亨利七世的祖先。菲茨－阿兰（FitzAlan）家族成为苏格兰的高级总管领主（Lord High Stewards），（将其姓氏改为斯图亚特）并最终成为苏格兰国王。斯图亚特家族不能像都铎家族那样宣称有深远的不列颠自然血统。他们只能通过与都铎家族的联姻来宣称自己是布鲁图斯和亚瑟等传奇人物的后裔。1503年，亨利七世将其长女玛格丽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虽然亨利七世在他的遗嘱中规定詹姆斯和玛格丽特的继承人不能继承英国王位，但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时，除了斯图亚特家族，没有其他人可以合法地要求继承英格兰王位。
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教皇哈德良四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英格兰人教皇）将爱尔兰置于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之下，作为回报，亨利二世试图征服爱尔兰。亨利七世效仿他的金雀花家族祖先，寻求将爱尔兰人纳入麾下——历代都铎王朝都遵循这一模式，试图将爱尔兰置于英格兰的控制之下——因此，将古代爱尔兰（Hibernia）置于其统治之下的亚瑟王，被证明是都铎王朝用来展示其对叛乱王国的统治权的完美人物。
为了确保他对英格兰及其帝国的要求，亨利七世开始实施和推广涉及或暗指不列颠帝国人物的宣传和庆典活动。他和他的儿子亨利八世以及他的孙女伊丽莎白一世，都善于操纵大众文化，以多种方式加强他们的帝国主张。
4.帝国盛会
博斯沃思战役后，亨利七世在进入伦敦时，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北门献上了三个徽记：一个是圣乔治的纹章，另一个是绘制着一头牛的方格花纹纹章，另一个是“一条红色的龙飞翔在白色和绿色的丝网上”。红龙被认为是卡德瓦拉德的徽章，从尤瑟－潘德拉贡和亚瑟王那里继承而来，因此是亨利显赫血统的象征。龙的两侧是都铎王朝的颜色——白色和绿色——这表明，在戴上王冠后，亨利就已经在宣传他的威尔士血统，同时通过在大教堂展示纹章来强调他的胜利是一种神圣的审判。
为了他的加冕仪式，亨利七世委托制作了一顶新的王冠，他将用这顶王冠受膏。这顶带有英格兰十字架和法国百合花的皇冠被称为帝国皇冠：英格兰十字架暗指亨利是一个拥有纯正不列颠血统的国王；法国百合花代表新国王通过亚瑟和亨利五世的征服获得了对法国王位的要求。
在10月29日的加冕仪式之前，国王晋升了七个新的沐浴骑士。在创建仪式上，他设立了一个新的初级纹章官“胭脂龙”（Rougedragon），在英格兰国王长期实行的制度上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而在10月30日亨利七世的加冕典礼上，旨在宣扬他威尔士血统的意识形态在大量的纹章中清晰可见。由强势的英格兰贵族家庭成员所生的旗帜上显示着威尔士的红龙，在宫廷场合，红龙常常被展示在都铎玫瑰旁边，这是英格兰古代和当代君主的象征。在加冕仪式所需的物品清单中，写着购买装饰着红色天鹅绒织成的龙和玫瑰的马衣。在亨利七世的加冕宴会上，国王的冠军罗伯特·迪莫克（Robert Dymmock）坐在一匹披着“卡德瓦拉德纹章马衣”的骏马上，进一步庆祝了新国王的传奇血统。红龙的象征与蒙茅斯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它的形象向所有看到它的人宣告了都铎王朝的强大祖先。
亨利七世于1486年1月18日与约克的伊丽莎白（已故金雀花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结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到热烈欢迎。伊丽莎白不仅被视为金雀花国王的后裔，而且还被视为北威尔士最后一位亲王卢埃林·约沃斯（Llewelyn ap Iorweth）的后裔，因为她是莫蒂默家族的血脉。莫蒂默家族通过他们的威尔士祖先宣称自己是亚瑟王的后裔，并在他们即将登上英格兰王位时出版了一份族谱以证实这一事实。亨利七世将伊丽莎白作为他的王后，显示了他的精明的政治手腕，因为他确保了他的继承人将拥有对英格兰和帝国更强势的“祖传”宣称。
当亨利七世在英格兰北部取得进展时，1486年，他的大多数臣民已经相信原来的不列颠王朝已经回归。这种情绪在威尔士最为强烈，但在英格兰的庆典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在约克，亨利七世被视作埃布鲁卡斯（Ebrancus）而受到热烈欢迎，他是不列颠令人敬畏的古代国王之一，作为他家族的后裔，亨利七世在伍斯特受到欢迎，并发表讲话：
欢迎西庇阿，那汉尼拔的战胜者；欢迎亚瑟，那伟大的不列颠王；欢迎那英格兰的保护者来到城墙；卡德瓦拉德的血脉后裔降临；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样的王子会到来；因此我们的同胞啊，如果那不是谎言；这便是那预言中的王子。
这些句子明确提到亨利七世是亚瑟和卡德瓦拉德的后裔，并通过他们是布鲁图斯和君士坦丁的后裔。他们还确认他的登基是梅林和（或）卡德瓦拉德预言的实现。许多为伍斯特庆典创作的诗句都包含了对亨利七世的皇室祖先的暗示。在向亨利七世赠送城市的钥匙时，守门人被认为是在暗指梅林的预言，该预言涉及卡德瓦拉德后代的胜利：
现在欢迎我们高贵的统治者；迎接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子；我们一直渴望上帝能记录下，你那最为崇高的仁慈。
亨利六世的预言也出现在了伍斯特的庆典中。一个代表已故国王的人物如是宣布：
欢迎我的侄子，欢迎我亲爱的旁亲；下一个由联姻诞生的我的血脉；承蒙上帝恩典被选中，无论是近是远；在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威尔士与所有附属领地上做我的继承人；我曾拥有过的一切头衔；我很高兴他们都是你的。
这篇演讲公开宣布亨利七世是亨利六世的继承人，并且是一个不仅仅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帝国的继承人。
亨利七世在布里斯托逗留期间，为他举办了五场以布伦纽斯国王（King Brennius）为主旨的庆典活动。布伦纽斯宣称自己是布里斯托的奠基者。国王和所有在场的市民都知道蒙茅斯关于不列颠王公贝利努斯（Belinus）和布伦纽斯的传说，以及他们是如何一起征服高卢和罗马的，通过重新演绎这个传说，这座城市正在庆祝亨利和不列颠的帝国历史。
亨利七世选择了一个战略性的地点——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亚瑟在他巡游王国时出生——9月20日，王子在温彻斯特出生，这里是亚瑟王象征的中心。最重要的是，这里是所谓的圆桌所在地，它被保存在大礼堂里，并为许多庆祝活动而重新进行了装饰，如亚瑟王子的出生。这种关怀表明都铎王朝相信他们拥有真正的圆桌，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其用于象征性用途，宣传他们的帝国形象。新王子出生在温切斯特，作为他父亲所宣称的传奇国王的后裔，以此命名似乎是很自然的。
在长子出生后，约克的伊丽莎白于1486年11月加冕，而在加冕仪式上，红龙的形象再次出现，当王后在泰晤士河上从格林威治驶向伦敦塔时，陪伴她的众多船只之一，“Bachelers Barge”，“装饰华丽，配置齐全，排在其他船只前头，其中有一条巨大的红龙，将凶猛的火焰喷洒到其他船只”。 这个庆典显示了都铎王朝的红龙标志是如何经常出现在公共庆典中，向所有人宣示他们的威尔士和帝国血统。1533年，在安妮·博林加冕前的航行中，也展示了类似的红龙，提供了证据表明这一形象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仍然很受欢迎。
1489年11月30日，亚瑟王子在伦敦被宣布为威尔士亲王，引起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浩大的欢呼和庆祝。这是数百年来第一次将这一头衔真正授予威尔士（血脉）的王子。（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在1284年击败了最后一位威尔士王子，他是第一位让自己的长子和继承人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国王。） 1498年10月，王子在考文垂受到了九伟人（Nine Worthies）的欢迎。这些人包括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亚瑟和查理曼都是其中的成员。亚瑟王以雄辩的演讲欢迎年轻的亚瑟王子来到考文垂。尽管1456年伟人们在考文垂迎接了亨利六世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但在那个场合，九伟人只是讲述诗句，而只有亚瑟王在1498年向威尔士亲王讲话，指出他对新王朝的重要性。
当亚瑟亲王的准新娘阿拉贡的凯瑟琳于1501年11月12日进入伦敦时，为她表演的庆典充满了亚瑟王的象征意义，尽管其中大部分是微妙的。在第一场名为“圣凯瑟琳和圣乌尔苏拉的庆典”中，凯瑟琳受到了圣乌尔苏拉的欢迎（一位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尼亚圣人，她与她的一万一千名不愿放弃基督教信仰的女伴被匈奴人在科隆杀害），并解释道：
这就是我的父亲，高贵而勇敢的国王亚瑟，在这个地方，他的名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的力量、荣誉和所有的能力，为他的地位而努力，他被重新唤回这里，亚瑟在天堂的高贵标志，在那美丽的北方，有七颗明亮的星星。
乌尔苏拉转达说，亚瑟王和她出自共同的血脉，他在夜空中的代表是大角星星群（译注：constellation Arcturus，应为牧夫座）。她继续说道：
敬那强壮的、著名的、谨慎的国王。我是他的亲戚，我的名字是乌苏拉。我也以这名字为代表，另一张面孔叫minor ursa（译注：小熊座）也被称之为Cinosura（译注：小熊座的希腊名字）。由亚瑟设置，与其他的星星一样明亮为旅行者提供了巨大的安慰。
在名为 “政策、贵族和美德城堡的庆典”的第二场活动中，凯瑟琳与亚瑟王和圣乌尔苏拉一起被赋予了天堂的地位，因为她被认定为赫斯珀勒斯（Hesperus），即太白星（译注：黄昏时出现的金星）。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写的《精灵女王》（Faerie Queene,）中，将亚瑟王与赫斯珀勒斯以及黎明和太阳的形象联系起来。假如早在1501年这些形象便被使用在亚瑟身上，并不是难以想象的。赫斯珀勒斯被用作复活的象征，代表亚瑟王在都铎王朝的血液中苏醒。
在名为“行星的天域庆典”的第三次盛会中，亚瑟王和他的星座再一次与亚瑟王子联系在一起：
看到亚瑟在他的天堂领域里你高贵丈夫的象征就在这里
在波埃修斯对凯瑟琳的讲话中，还进一步提到了“赫斯珀勒斯的前兆”和“那高贵的牧夫座”。
在名为“恒星的天域庆典”的第四场活动中，亚瑟王子再次被称为重生的亚瑟王，凯瑟琳再次被比作赫斯珀勒斯：
欢迎仙子夫人，这传说中的赫斯珀勒斯，欢迎高贵的公主进入不列颠亚瑟王的土地……
在名为“荣誉的王座庆典”的第六场盛会中，七种美德得到了体现。这些美德暗指大熊座的七颗星，而大熊座又暗指牧夫座，因此也暗指亚瑟王。这些庆典提供了亚瑟崇拜在伦敦流行的证据，它们是由伦敦市民在亨利七世的推动下出资和安排的。
在这些庆典中，许多都是以都铎王朝的皇室标志——红龙为主题。在第二个庆典中，一个印有皇家武器的盾牌由一只白色灰狗和一条红龙托着。此外，还描绘了“一条狰狞的龙，手持铁杖，杖上有一顶巨大的金冠”。在为第三场盛会建造的结构上，描绘了皇家标志——白色灰狗、装饰着王冠玫瑰、博福特家族的闸门，以及“胭脂红龙”。王室纹章的盾牌出现了，由左边的红狮和右边的红龙拿着。在第四场盛会中，一个喷泉被竖立起来，四个角上各有一个皇家野兽。红龙被醒目地展示在喷泉的前面。在第六场中，红龙与狮子和灰狗一起被画在结构的柱子上。柱子是古罗马帝国的象征，因此上面的红龙更加具有帝国的权威。
这一年，布鲁图斯传说的流行在伦敦也很明显。在圣诞节期间，伦敦市长为苏格兰大使、英格兰大法官和其他王国的领主举行的晚宴上，一位苏格兰吟游诗人朗诵了一首歌颂伦敦城的民谣。他宣称：
重焕活力的特洛伊就要来了；这座城市，将会成为新的特洛伊；将在这地球上，建立伟大的帝国……
这首民谣表明，亨利七世对其布鲁图斯和帝国遗产的宣传对大众文化方面的渗透是多么成功，甚至连外国游客都被它的精神所感染。
亚瑟王子结婚后，他和他的新娘（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威尔士居住了下来。不幸的是，亚瑟只在威尔士生活了短短六个月就去世了。但一年后，亚瑟王再次出现在亨利七世的长女玛格丽特与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的婚礼上，在这次婚礼上举行了一场比武，“老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在这里被带回了 ”。
亨利八世也抓住了他父亲的流行传说。像亚瑟王一样，亨利八世更愿意把自己表现为理想的战士国王。他参加了锦标赛、巡回赛、比武和徒步战斗。他甚至像蒙茅斯笔下的亚瑟那样率领军队在法国作战。他还鼓励建造枪支、船只和盔甲，这在他父亲的时代是被忽视的。在1509年6月的加冕宴会上，亨利选择戴上象征“帝国统治者”统治者的高拱皇冠，而不是戴上开放式皇冠。
在亨利七世统治的末期，勃艮第的竞技比赛传统开始在英格兰出现。在亨利八世时期，这一传统达到了鼎盛。尽管亨利八世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彻底地颂扬他的传奇血统，但在他的庆典比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对这一身份的影射。1509年，在亨利的加冕仪式上，骑士们为了帕拉斯（译注：雅典娜的别名）和狄安娜女神而相互争斗。狄安娜是布鲁图斯的守护神，根据传说，正是她通过神谕，要求布鲁图斯驶向阿尔比恩。1511年2月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最奢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锦标赛上，亨利被威斯敏斯特的“伟人卷”描述为第十名，将自己加入到包括亚瑟王在内的杰出群体中。
1520年6月，在亨利八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签署和平条约而举行的“金帛盛会”（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上，举行了一场庆典，九位勇士出现在两位国王面前，其中就有亚瑟：
……查理曼，亚瑟，和布永的戈弗雷。在那里，他们穿上了长长的金色披风和紫金色的外袍，用名贵的头巾和帽子，以及绿色的大衣和毛衣装饰着。
在这次活动中，亨利八世宣布嘉德骑士团——英格兰的骑士团——是亚瑟王的象征和第一骑士团。亨利利用这种象征意义，将自己与他的对弗朗索瓦一世相提并论，后者声称是查理曼的后裔。
1520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加莱访问亨利八世时，两位统治者坐在专门为这个场合建造的宅邸里举行宴会。在进入住宅时，他们从一个凯旋门下经过——一个非常罗马和帝国的象征——里面有一尊亚瑟的雕像，以及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与家具：
我乃亚瑟王，圆桌议会的领袖……
通过这一意象，亨利八世暗指他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同胞君主。亨利八世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查理的祖父）去世后，曾争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下一任统治者，但却败给了查理。
两年后，即1522年，查理五世再次访问亨利八世，这次是在英格兰。6月6日，在他们共同进入伦敦期间，亚瑟的形象出现在康希尔大道的庆典上。那里展示了双塔，每个塔都“装饰有皇帝和国王纹章的旗帜与圆盘”。“在这两座塔楼之间是一个宫殿，亚瑟王身穿富丽堂皇的衣服坐于圆桌旁，之下有许多国王、公爵和伯爵……”，“所有高贵的王公都在他的手下”，其中包括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的国王。亚瑟身穿全套盔甲，头上戴着一顶帝国王冠。一个孩子上前向查理问好，把他比作“高贵的亚瑟”。这幅画进一步宣传了亚瑟和亨利八世的帝王地位，同时似乎也在赞美查理。两位统治者于6月22日访问了温彻斯特，在那里，圆桌是用于查理五世面前展示的英格兰骑士精神象征物品之一。
1527年，亨利八世在格林威治建立了一个凯旋门，上面装饰着他的座右铭（Dieu et mon Droit/君权神授）和纹章，放在罗马皇帝的半身像旁边。 这一展示暗指亨利是君士坦丁的后裔，他的凯旋门至今仍是罗马的一道风景。它还颂扬了国王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亨利后来用这种关系来证明他与教皇的决裂。
在亨利八世的推动下，所有这些展示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位都铎王朝的君主坚信自己有权利进行帝国统治。亨利八世希望通过安排和参与娱乐活动、体育活动和观赏活动，让整个欧洲对英格兰的文化和军事力量留下深刻印象，使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一股力量。通过像皇帝一样的庆祝、声色犬马、公开露面和参与战争，亨利在全欧洲面前把自己当作一个帝国统治者，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君士坦丁大帝和亚瑟王。
甚至在1547年少国王爱德华六世的加冕仪式上，象征都铎王朝帝国统治的庆典也出现了。伦敦的城市贵族们在围绕爱德华加冕前进入伦敦的混乱中，回收了1429年另一位年少国王亨利六世加冕时使用的庆典道具。尽管如此，在齐普赛街的大管道（Great Conduit）举行的庆典活动可能展示了“一个黄金皇冠”（Crowne Emperiall of Gold）。另外，在庆典的后期，一位天使——也许代表了向卡德瓦拉德出现的天使——降临并将“帝国皇冠”放在了代表爱德华六世的年轻狮子的头上。他也是第一位在加冕仪式上宣布自己是“将在这顶皇冠上进行统治”的英格兰国王。他的加冕仪式还标志着英格兰国王首次接受三重加冕，在此之前，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会使用这种规格。爱德华首先被戴上了圣爱德华的王冠，其次是“英格兰王国的帝国皇冠”，第三是个人王冠。
玛丽一世找到了给她传奇血统留下深刻印象的方法，尽管在她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形象并不像在她祖父、父亲和后来她姐姐的统治时期那样丰富。 1554 年，包括亚瑟在内的“九伟人”出现在玛丽一世接待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竞技比赛中。在他们进入伦敦期间，8月18日，在格雷斯彻奇大道的第二场比赛中，“精美地描绘了九位伟人和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通过展示英格兰的前任君主——她的父亲和兄弟——是如何与亚瑟王所属的伟人们平起平坐，从而提高女王的地位。玛丽也在竞技比赛中被描绘为九位杰出女性之一。玛丽一世很聪明，通过这场盛宴将自己与亚瑟联系得更紧密，她将自己纳入了与亚瑟所属的团体相当的女性中。玛丽和菲利普于7月25日在温彻斯特结婚，这是传统上圆桌放置的地方，为了这个场合而重新装修。虽然玛丽没有像其他都铎王朝的统治者那样热情地展示传奇的帝国宣传和奢侈的排场，但她并没有放弃它。
伊丽莎白一世则擅长在庆典活动中宣传展示她传奇的帝国祖先。在她1575年访问莱斯特伯爵的凯尼沃斯城堡时，7月9日为她表演的庆典充满了对她帝国血统的宣传。迎接她的是十个西比拉中的一个，其中一个预言了都铎王朝将荣登帝国之位。迎接她的还有湖中女士，她被描述为“在亚瑟王传奇中著名的那个”。7月18日，湖中女士再次出现在一场庆典中，7月20日，吟游诗人为女王演唱了亚瑟王的故事。由伊丽莎白最喜欢的莱斯特伯爵为她安排的庆典活动，成功地混合了希腊和亚瑟王的神话，巧妙地庆祝了女王的帝国遗产。
伊丽莎白还自比那些与九伟人相当的杰出女性，如《圣经》中的女英雄以斯帖和朱迪思。在约翰·费恩（John Ferne）的《绅士的纹章》（Gentrie Blazon，1586年）中，包括一份女性的伟人们，女王被描绘成：
……我们非凡的夫人，大不列颠和北方诸岛高贵女皇，伊丽莎白，我们的以斯帖、黛尔博拉（译注：《黄金传说中》为该隐和亚伯的姐妹之一）和朱迪丝，以及承蒙上帝恩典的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女王）……
伊丽莎白采用了她姐姐曾使用的技巧，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这是她在操纵宣传方面狡猾而熟稔的证据。1578年，在她穿越萨福克和诺福克的过程中，8月16日在诺里奇的最后一场庆典上，女王受到了黛尔博拉、朱迪思、以斯帖和玛蒂亚（Martia）的迎接，她们每个人都对女王说话。朱迪思要求女王“坚守住高贵的意图”，以斯帖建议伊丽莎白“坚持成为（一个好女王）他们的庇护所与行为标杆”，这些妇女的声音对女王给予了赞美，并庆祝她的帝国统治。
1590年，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登基纪念日期间，由乔治·皮勒（Geroge Peele）描述并在其作品《波吕许谟尼亚》（或《许多赞美诗》，Polyhymnia）中记载的闭幕锦标赛中，包含了对女王的帝国统治的颂词：
因此，当三十二年的时光就此逝去了，她统治的岁月，便是她国家和平的岁月，伊丽莎白，世界上伟大的女皇，不列颠尼亚的阿特拉斯，在英格兰的地球上如明星一般，挥动着她领土的巨大权杖，掌握着阿尔比恩的王权……
这些句子宣布伊丽莎白为帝国统治者，并通过提到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以及不列颠的旧名阿尔比恩，暗指她的布鲁图斯血统。
锦标赛结束时，坎伯兰伯爵被提名给伊丽莎白，并宣布为女王的冠军。他作为潘德拉贡城堡的骑士来到这里，在一辆代表城堡的马车上，后面跟着梅林的身影——潘德拉贡是亚瑟的父亲乌瑟的姓氏，所以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意象是为了庆祝女王的皇室遗产。梅林向伊丽莎白朗诵了建造城堡的故事，提醒她“从这座城堡里走出了亚瑟王，以及他所有高贵的骑士，这是一座值得欣赏的纪念碑，因为它的古老，它的荣誉，它的财富”。坎伯兰显然是在利用亚瑟的传说来获得其君主的青睐。第二年，坎伯兰再次作为潘德拉贡城堡的骑士出现在女王登基纪念日上，但没有关于该剧在伊丽莎白面前演出的记录。
1591年9月，当伊丽莎白在旅途中住在赫特福德伯爵位于埃尔韦瑟姆的庄园时，她的特洛伊祖先被庆祝了。在一次庆典中，一位诗人和六位处女迎接了女王，她们唱着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创作的民谣《宁芙仙子与她们的女王》（Nimphes meet their May Queene），宣称她：
第二特洛伊的美丽女皇啊，我们不倦喜悦的欢乐歌唱。
这些句子颂扬伊丽莎白是布鲁图斯的后裔，他来征服阿尔比恩，使其成为新的特洛伊国家。
伊丽莎白1595年的登基纪念日也具有亚瑟和布鲁图斯的象征意义，赞颂她的皇室血统。皮勒在他的《Anglorum Feriae, Englandes Hollydayes》中用诗句描述了这一事件。在诗的开头，皮尔颂扬了女王和她的宫廷，并宣布她是一位女皇：
伊丽莎（白）的宫廷，正义女神的人间天堂；他们都来观摩英格兰的女皇……
他还将伊丽莎白描述为“新特洛伊的女王”（faire Queene of Brutes New Troie! ）他写道，弗朗西斯·克诺里斯爵士（应为海军上将弗朗西斯）的儿子们，“三个勇敢的骑士和武装斗士”代表了特洛伊和亚瑟骑士的组合，在女王面前挑起比武：
他们表现得像亚瑟王在卡米洛特宴请的骑士那样，或者伟大的普里阿摩斯国王三个英勇的儿子，离开了温柔乡和马尔斯的领域为了庆祝伊丽莎（白）神圣的日子。
亚瑟被明确提及，布鲁图斯在提到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国王时被暗指，他是普里阿摩斯的后裔。庆典中表现布鲁图斯和亚瑟的随意或直接的风格表明，他们是伊丽莎白时代庆典中的常见形象。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红龙的标志伴随着女王前往她最后的安息之地，就像1547年她父亲那样。在亨利八世的葬礼队伍中，托马斯·布里奇斯（Thomas Bridges）携带了红龙的战旗，而在女王的葬礼队伍中，乔治·布尔基尔（George Bourchier）爵士担任这一职责。即使在王朝结束的时候，都铎王朝的象征，即他们的帝国历史继续被展现在世人面前。
5.帝国肖像
都铎王朝利用另一个重要的视觉宣传手段来展示其传奇的帝国历史，这就是肖像画。这些肖像画中的许多人直到现在依然是人们心中流行的形象，它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和在都铎王朝的统治时期几乎同样强大，尽管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有时是微妙的，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分量。
由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创作的亨利八世的形象是非常有力而流行的，他两腿分开站立，双脚稳稳地站在地上，一只手放在髋骨上，另一只手抓着腰间的匕首，这标志着王室开始使用肖像画在英格兰进行宣传。这一形象通过将亨利表现为新的君士坦丁，成功地体现出了皇权的氛围，以至于在16世纪被多次复制，同样的图像也被用在亨利八世的继承人，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身上。
霍尔拜因在白厅的枢密院墙上画了一幅都铎王朝的全家福，亨利七世、约克的伊丽莎白、亨利八世——以上述的流行形象描绘的——还有简·西摩，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和爱德华六世的母亲，他们都站在墙上的一扇窗户周围。这幅画被艺术家们复制了无数次，如雷米吉斯·范·莱姆普特（Remigius van Leemput）和乔治·维尔图（George Vertue）。在莱姆普特1669年的摹本和维尔图的雕刻（莱姆普特摹本的复制品）中，窗户都被一个石制的祭坛所取代，上面写着拉丁文诗句，其中一句宣称：
如果你衷心喜爱看到英雄的光辉形象，那么请看向这里，因为没有任何作品能比它更伟大。
这些颂扬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成就的文字，将都铎王朝的头两位君主与他们声称是其后裔的祖先英雄放在同等地位。它还记录了宣扬其传奇先祖的早期都铎王朝是如何成为英格兰英雄主义巅峰的。这些留存的副本表明，即使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都铎王朝的帝国诉求在英格兰同样强大，尽管他们的王朝已被斯图亚特王朝取代。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两幅肖像画包含了帝国的象征意义，通过影射她的传奇祖先，证明她相信自己统治着一个帝国。在《无敌舰队》（约1588年）中，以英国的船只为背景，庆祝英格兰的海军已经开始征服大西洋彼岸的大英帝国。伊丽莎白被罗马的象征意义所包围，强调她的帝国统治。她呈坐姿，手放在一个地球仪上，这是神圣罗马皇帝的风格——手指抚摸着新世界。在她身边放着一顶帝国皇冠，一顶封闭式高拱皇冠，就像神圣罗马皇帝的王冠一样。在右下角雕刻着一个面对着女王的美人鱼，作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神话符号，美人鱼的形象经常被雕刻在船只的船头，它进一步宣告了英格兰是一个海上强国。围绕着女王的所有帝国形象都将她描述为君士坦丁和亚瑟的继承人，统治着一个超越不列颠群岛的帝国。
在小马库斯·盖拉茨的《迪奇利肖像》（The Ditchley Portrait，1592年）中，伊丽莎白站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顶部，代表她对它们的统治。从君士坦丁和亚瑟那里继承下来的帝国权球在这幅肖像中非常突出，她站在地球顶上的形象——脚下就是英格兰王国——以及悬挂在她左耳上地球仪样式的珠宝，宣布她是这个世界及其以后的帝国君主。
伊丽莎白善于操纵帝国立柱的形象，宣布她不仅有权统治不列颠群岛，而且有权统治新世界。查理五世曾用这对柱子来象征他的帝国延伸到美洲。伊丽莎白在她的一幅“筛子”肖像画（Sieve Portraits，约1580-1583年）中，在她身后和左边各放置一根立柱，柱子的底部是一顶帝国皇冠。伊丽莎白在她的肖像画中继承了对君士坦丁大帝凯旋柱的权利。而女王在许多肖像画中手持的筛子本身也与罗马帝国有关系：传说中，维斯塔的女祭司图西亚（Tuccia, the Vestal Virgin）用筛子盛水，一滴不漏，以证明她的贞洁。这个罗马帝国的传说既颂扬了伊丽莎白作为贞洁女王的身份，又进一步将她与古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
帝国立柱再次出现在1596年的一幅雕版作品中，在这幅作品中，女王的两侧是两根柱子，每根柱子的顶部都栖息着一只凤凰和鹈鹕，在一幅未发表的伊丽莎白的雕刻作品的背面也描绘了这个符号，一根柱子顶着一顶王冠，自海中升起，而朝阳则在左侧浮现，这一画面暗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凤凰可能暗指亚瑟王，因为凤凰与复活联系在一起，而亚瑟是随着都铎王朝的登基而复活的，这些图像进一步颂扬了都铎女王作为帝国统治者的身份。
6.帝国的著作：家谱，历史作品与诗歌
都铎王朝通过对地理学家和学者的赞助，并通过他们研究宣传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和亚瑟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来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对帝国遗产继承中的身份。正是在都铎时代，出现了对亚瑟和布鲁图斯历史合法性的质疑，但这些质疑往往被都铎赞助下、写出以捍卫这些传说真实性的文章所压倒。
都铎王朝提倡研究和出版他们的家谱，以使他们对帝国的要求合法化。 亨利七世在加冕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对他的家谱进行官方描述，进一步强化他对统治权的合法诉求。他的祖先是从布鲁图斯划定的：
亨利七世国王是布鲁图斯（布鲁图斯首先继承了这片土地，并因他的名字之后被称为不列颠。）的残存男性后裔，这一血脉继承自一位女性，而亨利国王是它的第五位后裔。（译注：指亨利七世的母亲来自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的约翰这一支系）
这一世系普遍被家谱学家所接受，因为《里奥特斯利的嘉德纹章集》（Wriothesley's Gater Book，一本都铎王朝的纹章集）显示亨利八世是卡德瓦拉德的后代。虽然亨利八世对委托研究其家族谱系兴趣缺缺，但在他统治期间，威斯敏斯特的一位僧侣托马斯·加德纳（Thomas Gardiner）写了一些粗略的笔记，庆祝亨利八世通过其父亲和母亲的血统成为卡德瓦拉德的后裔。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她至少委托了一次对其家族世系的全面检查，而许多手稿显示她是亚瑟、卡德瓦拉德、欧文·都铎和亨利七世的后代。
都铎王朝主导了新版的中世纪历史编纂，以此增强他们帝国主张的正当性。 1585 年，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埃德蒙·博利凡特（Edmund Bollifant）、亨利·德纳姆（Henry Denham）和拉尔夫·纽伯里（Ralph Newberry）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关于蒙茅斯所撰写的历史文本的新版刊物，这本书是献给女王的一位宠臣罗伯特·达德利 (Robert Dudley) 的姐夫亨利·西德尼爵士 (Sir Henry Sidney) 的——他的儿子菲利普后来也成为了女王的宠臣——通过这种目的性的献礼，可以推断出这部作品的出版是希望获得都铎女王的赞助，因为她一心想要延续她的王朝的帝国主张，而蒙茅斯的作品则捍卫了这种主张。
“约翰·哈丁的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John Hardyng）是另一部中世纪手抄本，在都铎王朝时期被修订和重新印刷。 哈丁的编年史作品写于15世纪，涵盖了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历史，他以蒙茅斯为榜样，对布鲁图斯的传说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口述了他祖先的故事以及他征服英国前后的生活，在书中，他写道：
……布鲁图斯征服了阿尔比恩（Albion），并以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不列颠”，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以及：
……最终，布鲁图斯将不列颠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而那两个年轻的孩子则由他们的哥哥负责抚养；因此，威尔士和苏格兰应按照他的命令，通过特洛伊的法律向英格兰效忠致敬。
哈丁展示了许多声明，确认英格兰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统治地位，“布鲁图斯的岛被分成了三个部分”，阿尔巴纳特（Albanact）如何维护他的王国：“向洛克林（Locryne）永久地 / （保证）他和他的后人们敬仰和敬畏 / 并为他们的领主大人长期分担责任。”以及坎伯（Cambre）如何统治他的土地：“向洛克林永久地臣服致敬 / 并将在他的后裔中一直传承下去。”而哈丁将洛克林描述为：
……因此不列颠拥有了稳定的局面坎伯和阿尔巴纳特自愿地服从他的皇家命令他们向那位受人尊敬的领主不列颠的皇帝致敬
这些段落成为都铎王朝野心的有利支柱，即把不列颠群岛统一为由英格兰统治的帝国。
在他的史学作品中，哈丁还写入了君士坦丁的传说，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与圣海伦娜的结婚，并因此成为不列颠的统治者”，证实了君士坦丁对不列颠的统治以及英格兰的主张，而亚瑟王的征服，哈丁则采用了和蒙茅斯类似的叙事：
……丹麦、弗里斯兰、哥特王国、以及挪威、冰岛、和曼奥克尼群岛，他征服了这些土地，而它们也永远属于他……
并且描述了亚瑟“如何征服了法国，并让法国国王弗罗尔（Froll，译注：在亚瑟王传说中，此人为罗马护民官，身份包括但不限于罗马皇帝，罗马国王，法国国王等等……）臣服”，进一步捍卫了亚瑟的帝国主张，而亚瑟拒绝向罗马臣服，并自称“大不列颠国王 / 与罗马皇帝亚瑟 / 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哈丁甚至比蒙茅斯更进一步，描绘了亚瑟加冕为罗马皇帝，这成为了不列颠帝国的先例：
在卡比托利欧山，整个帝国面前他们用黄金制成的冠冕为他进行了三次加冕一位征服者，在那个最重要的日子里成为最尊贵的皇帝
如前文所述，神圣罗马皇帝们加冕三次，因此三重加冕被赋予了帝国的寓意，而爱德华六世便仿照神圣罗马皇帝们和亚瑟王进行了三次加冕。
对于卡德瓦拉德的预言，哈丁写道：
当他的骨头从罗马运回来在枯骨之中，（再次）出现了一个预言英格兰，将会再次被称为不列颠……
哈丁暗指卡德瓦拉德的预言实现后，英格兰将重获帝国的地位。由于都铎王朝把他们的登基作为预言的高潮来宣传，因此他们可以借由这段话来宣称对帝国的统治。哈丁的作品在都铎王朝对不列颠帝国和他们的帝国血脉主张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都铎王朝时期，他们多次支持该书的出版。
1480 年，即亨利七世登基前五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首次以刻版印刷而非手抄本出版了另一本中世纪抄本，即《布鲁特》（The Brut）或《英格兰编年史集》（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使其在英语读者群体中传播得更广泛。《布鲁特》将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和亚瑟的故事视为历史真相，进一步强化了都铎王朝的帝国主张。该作品宣称布鲁图斯在完成对不列颠的征服后征服了加斯科涅，为亚瑟的大陆征服奠定了基础。它还描述了亚瑟如何击败爱尔兰国王吉洛马尼乌斯（Gillomanius）并征服了整个爱尔兰，仁慈地对待苏格兰人，击败罗马国王弗罗尔，占领了巴黎，并在他将法国分封给了他的骑士们，《布鲁特》甚至证实亚瑟击败了罗马军队，而另一方面，亚瑟是君士坦丁的后裔，进一步巩固了都铎王朝对帝国的世袭主张。通过以印刷形式出版《布鲁特》，卡克斯顿鼓励英格兰帝国主义更深入地融入流行文化。在都铎王朝时期，《布鲁特》被约翰·斯陶（John Stow）和理查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等历史学家和（或）印刷商重新设计和重印（详见下文），许多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引用了这些新编的中世纪史籍，支持英格兰的帝国君主。
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发展迅速，且更加趋近于寻找事实基础而非虚构，但这并不妨碍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引用那些基于传说而非真相的中世纪作品，而都铎王朝同样继续推广这些历史著述。众多十六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为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和亚瑟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的帝国地位，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象征和都铎王朝与他们的关系进行辩护。虽然都铎王朝默默地赞助了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但他们很可能没有公开地、直白地展示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影响和（或）操纵他们的工作。
尽管这些中世纪史料支持都铎王朝的主张，但在他们统治期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些传奇性质的中世纪历史是否有效。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波利多·维吉尔（Polydore Vergil，1470?-1555 年）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定居于英国，他撰写了他的不列颠史书《英国历史》（Anglica Historia，1534 年），否认亚瑟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他确实将君士坦丁写进了书中作为高潮部分，也支持英格兰君主的帝国统治，但写道：
……帝国在君士坦丁手中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如此，帝国的统治权也不能因此灭亡，即使英格兰的国王……也戴着帝国的象征，展示作为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从他手中接过的礼物。
他写道，亨利七世的登基是卡德瓦拉德的预言的实现，但维吉尔没有提到梅林或西庇阿的预言。他还写道，他不相信布鲁图斯的传说和不列颠人的特洛伊起源。在拒绝了这些受都铎君主和他们的宣传家所青睐的布鲁图斯和亚瑟的中世纪传说后，维吉尔的作品遭到了推迟出版。
维吉尔的作品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完成，但遭到了冷落，其出版工作推迟了二十年。直到《上诉限制法》时期才终于同时出版，因为它通过君士坦丁的故事，支持了皇冠的英格兰形象，并维持了国王在英格兰教会领域的统治地位。维吉尔拒绝承认布鲁图斯和亚瑟王的传说并没有阻止都铎王朝使用流行的形象来宣传由都铎王朝统治的不列颠帝国，而他对作为都铎王朝统治基础的传说的谴责，反而使他被贬低为教皇代理人和历史屠夫。尽管普遍对他持否定态度，但维吉尔在书写历史时从可证实的证据中汲取素材的“文艺复兴式”技术开始影响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历史学家。
约翰·提温（John Twyne，1501-1581)，一位英国人文主义者和学者，与同时代的维吉尔一样，在他的对话录，《两本关于阿尔比恩、不列颠和英格兰记事的评论书》（De rebus Albionicis, Britannicis atque Anglicis, Commentariorum libri duo）中反对传说被当作真实历史。 尽管他的作品直到1590 年才由托马斯、他的儿子埃德蒙·博利凡特和理查德·沃特金斯（Richard Watkins）出版，但很可能提温在152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他也有可能受到了来自维吉尔的影响，因为当时他正在寻求出版这部作品。
提温否认布鲁图斯的故事作为不列颠人的起源的真实性。他确实接受亚瑟的存在，但不是以都铎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采用的传说形式——提温几乎可以肯定亚瑟是存在的，并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保卫了不列颠免受外国侵略者的侵扰，但他不接受蒙茅斯对这位伟大征服者的看法，并完全拒绝相信亚瑟击败罗马人的故事，也不相信亚瑟有一天会再次崛起，登上不列颠的王位，但提温确实赞同亨利七世使用这个传说并为他的长子命名为亚瑟。
约翰·提温的对话是一部创新的历史著作，新的理论和方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如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但从他的作品发表较晚的日期可以明显看出，和维吉尔一样，由于缺乏都铎君主支持，他的作品出版也遇到了困难，而提温和维吉尔对亚瑟和（或）布鲁图斯历史有效性的否认引发了一场历史学出版战争，英格兰作家在这场战争中捍卫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和他们君主的帝国主张。但是，与维吉尔一样，提温的作品再次影响了英格兰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使用的技术，揭示了这一时期和此后历史写作技艺向更“现代”的历史概念的转变。
这些传说在都铎时代被许多人接受并视为事实，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大多数英国人相信布鲁特斯、亚瑟和卡德瓦拉德是真实存在的人，这些人物的故事以及都铎王朝君主身为他们后裔的身份在整个16~17世纪都被视为历史真相。通过编纂这些带有传说性质的历史作品，都铎王朝进一步宣称自己掌握着一个帝国。
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历史学家和印刷商理查德·格拉夫顿（1572年去世）出版了《约翰·哈丁纪事》（1543年）的新版本。由于哈丁的编年史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就已完本，因此格拉夫顿在其中加入了1543年之前的英格兰历史，使其成为同时代的史学作品，并为他提供了一个美化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的机会。
格拉夫顿很可能出版了哈丁的编年史，并撰写了其他英格兰历史以寻求皇家赞助。在他印刷《约翰·哈丁纪事》的前后，他获得了几项印刷教堂礼拜书和初级读物的特殊专利，这证明他的确受到亨利八世的青睐。后来，他因出版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第一本英文圣经而被监禁（这显然让国王大为恼火），但他很快被释放并继续印刷。在爱德华六世统治的第一年，他被戏称为国王的印刷商，1553年，他印刷了宣布简·格雷夫人为王位继承人的公告——不幸的是，这次他站错了队，当简被玛丽一世废黜后，格拉夫顿被剥夺了专利权，尽管他与都铎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不过最有可能的是，格拉夫顿是在亨利八世的赞助下印刷《约翰·哈丁纪事》的，而虽然他在玛丽统治下的监禁结束了他的印刷生涯，但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他继续写作。
哈丁和格拉夫顿都使用了帝国的传说，这让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很满意。格拉夫顿将他的出版物献给了“尊贵的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阁下”，他是亨利八世的财务主管——格拉夫顿显然是想奉承一个与国王关系密切的人，从而获得皇家的间接赞助。格拉夫顿在描述亨利七世的登基时，记录到：
……他拥有上帝所任命的王国，因为八个世纪前最后一位不列颠国王卡德瓦拉德被推翻后，根据预言，他的后代们会重新统治与主宰。
格拉夫顿确认了都铎王朝拥有布鲁图斯和亚瑟等帝国祖先的血统，并证实亨利七世登上王位是对卡德瓦拉德斯预言的实现。
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卒于 1547 年）撰写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贵族和杰出家族的联合（1542 年），以颂扬都铎王朝，这部作品也被称为霍尔的编年史。他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开始撰写这部历史，但在他儿子统治时期完成，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献词中看出来。 霍尔将他的第一版献给了“感谢上帝的恩典，最英勇、强大、优秀的爱德华王子，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他写道：
在尤利乌斯·恺撒的一千年后，蒙茅斯的一位乔弗里翻译了一本不列颠或威尔士人的著作，指出布鲁图斯的血脉一直延续到卡德瓦拉德，可惜这本书没能存在哪怕再长一点时间，而卡德瓦拉德和他的后代们都在那些琐碎的文献中失于记载了。
霍尔正在捍卫布鲁图斯与卡德瓦莱德以及他们与都铎王朝的关系的真实性， 他还为已经丢失的布鲁图斯传说（“在琐碎的文献中失于记载”）以及它在维吉尔和提温著作中的待遇所辩护。
霍尔称赞亨利七世为其继承人亚瑟王子的命名：
……这个英格兰人的名字，激起了其他国家和王公门的恐惧与颤抖，因为他们记得这个名字是多么的可怕和令人生畏……
霍尔的台词让人联想到帝国战士亚瑟，征服了不列颠、法兰西、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和罗马，还反映了都铎王朝在整个欧洲大陆卓越的力量和权威，提高了他们的帝国威望。
霍尔还写了关于亨利六世国王的预言，确认亨利八世是他的继承人：
瞧，这就是他，我们和我们的对手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在之后献给他的罗马和王国。 这位圣人之前表明了应该发生的变化，这个亨利将在未来命中注定（正如他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拥有并统治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和一切。
考虑到霍尔鄙视所有的奇迹、遗物和教皇的装饰，也不赞成亨利七世试图让亨利六世被祝圣，他一定是急于通过写下亨利六世的历史故事来取悦亨利八世。
约翰·利兰 (John Leland，1506?-1552) 撰写了《为最著名的不列颠国王亚瑟辩护》(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1554) 以捍卫亚瑟王在不列颠历史上的意义，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被任命为国王的古物研究官（antiquary），这清楚地证明了君主的支持，在他的结论中，利兰为亚瑟的历史价值辩护，反对其他历史学家——比如维吉尔——将亚瑟的传说从他们的作品中剔除。
通过引用薄伽丘，拉利兰宣布亚瑟为“大不列颠之王”，并写道，他围攻并击败了“苏格兰人、皮克特人（Pictus）和爱尔兰人”。他引用了亚瑟的印章，将亚瑟称为：
尊贵的亚瑟，不列颠，高卢，日耳曼尼亚，达契亚皇帝。
通过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利兰宣称：
他把撒克逊人和皮克特人都赶出了不列颠。 他有力地征服了苏格兰、爱尔兰和奥克尼将他们并入他的王国。
利兰支持亚瑟征服法国的传说，他写道：“亚瑟用九年的时间征服了法兰西……”在引用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时，他声称“亚瑟征服了30个国家”，利兰清楚而自信地歌颂英格兰的帝国历史。
尽管利兰断言亚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后裔，但他在作品中没有提到布鲁图斯，但他的作品仍然证实了都铎王朝对帝国统治的历史主张。利兰如此大力地为亚瑟辩护，证明有人在认真对待维吉尔的作品，以至于需要相当多的证据来捍卫亚瑟的真实性。
1562年，格拉夫顿写了《英格兰编年史集节选》（An Abridgement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由理查德·托特（Richard Tottell）出版。这部历史是《布鲁特》的改编，受到都铎王朝君主的欢迎。格拉夫顿把它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最爱的宠臣，“我令人尊敬、独一无二的好主人，罗伯特·达德利大人……”这部作品包括布鲁图斯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在他的三个儿子中分治了整个帝国……”，以及洛克林如何“居于所有国家之首”， 它宣称康斯坦丁的不列颠血统是通过他的母亲“库尔之女海伦娜”……关于亚瑟和卡德瓦拉德的叙述与哈丁的几乎完全相同，证实了都铎王朝君主的帝国血统。格拉夫顿的作品简短、易懂、便宜，证明他的读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事实证明他的作品大受追捧，并在1563年和1564年重印，它还在1570年和1572年被修订、扩充并再次印刷。
约翰·斯陶（John Stow，1525?-1605)的《英格兰编年史集概要》（A Summary of English Chronicles）是对《布鲁特》的另一个摘要，他献上了这本书，并写道：
献给我尊敬的、善良的主人，莱斯特伯爵、登比男爵（baron of Denbygh）罗伯特·达德利，嘉德骑士，女王陛下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与掌马官。
通过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的身份，以这段致辞作为他作品的抬头，保证了他几乎能够得到王室的赞助——尽管他的历史观点本应确保他得到君主的认可和支持，但不幸的是，关于斯陶是教皇支持者的错误指控使他无法得到君主的直接资助。
斯陶写下了“西尔维乌斯之子布鲁图斯”的故事，讲述布鲁图斯征服不列颠，以及：
……他将这片曾被称为阿尔比恩的土地命名为不列颠，并买下了这座高贵的城市洛敦（Lōdon），称它为“新特洛伊”。
他还证实了英格兰对不列颠群岛的统治地位：
他（布鲁图斯）将整个岛分给了他的儿子：其中洛林拥有了不列颠中部，即现在的英格兰，拥有着整个不列颠的主导地位。
他宣称“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也继承了不列颠的王国”，并且“海伦娜的儿子是一位高贵、正直、勇敢的王子，虔诚而伟大，且生于不列颠”。尽管斯陶并没有直接提到君士坦丁是布鲁图斯的后裔，但通过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库尔的女儿”而确认了这一点——人们普遍认为她是布鲁图斯的后裔。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斯陶捍卫不列颠和罗马帝国的关系。
斯托只简短地提到了亚瑟王在法国的行动。他对这项事业一笔带过，写道亚瑟：
……带着一支精兵悍将进入法国，在那里他成就了许多了不起的伟业，并击败了罗马人的指挥官卢修斯·提比略（Lucius Hibertus）——这似乎和“某些”历史不符。
他显然是在为亚瑟的帝国主张辩护，反对维吉尔和提温，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暗中指责他们，并支持伊丽莎白一世所宣称的帝国。斯陶确实提到了卡德瓦拉德和“最后一位不列颠国王”这一事实，但他没有提到天使给国王的任何预言。即便如此，斯陶的作品依然大受欢迎，在他的一生中重印了11次，每次都有轻微的改动（1566年、1567年、1570年、1573年、1574年、1575年、1579年、1587年、1590年、1598年和1604年），这些印刷商包括托马斯·马舍（Thomas Marshe）、理查德·托特和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on），以及书商工会（Stationers' Company）的第一批成员——拉尔夫·纽伯里（Ralph Newberry）、亨利·丹纳姆（Henry Denham）和亨利·宾纳曼。这些出版物中有五份献给了罗伯特·达德利，一份献给了文员（Pipe）理查德爵士，两份献给了理查德·萨尔廷斯托（Richard Saltinstow）爵士，两份献给了约翰·哈特（John Hart）爵士，一份献给了伦敦的四位市长之一莱昂内尔·达克特（Lionel Ducket）。斯陶在寻求皇家青睐的同时也在寻求伦敦市的支持，那里对这种传说尤为崇拜。
1565 年，格拉夫顿回应斯陶对他《节选》的指责，写了由约翰·金斯顿印刷的《英格兰编年史集曼小册》（A Manuell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e），以捍卫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布鲁特》中重要事件的概要与页码以显示它们在原始中世纪史料中对应的位置。格拉夫顿再次提到“布鲁图斯进入了阿尔比恩，并将这片土地命名为不列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格拉夫顿还提到“布鲁图斯的儿子洛克林主导着这片土地”，进一步为英格兰的帝国统治辩护。他省略了君士坦丁母亲的故事，但他确实写道：“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继承了他父亲的帝国，并统治着这里的王国”，宣称君士坦丁不仅是罗马皇帝，而且还是不列颠的统治者，强调群岛对他的重要性。格拉夫顿几乎没有提到亚瑟，只写了“领袖亚瑟统治了5年”，甚至没有提及卡德瓦拉德的预言。这部作品比他以前的作品更短、更便宜，因此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
1568 年，威廉·兰巴德 (William Lambarde，1536-1601) 出版了《撒克逊律法大典：或英格兰有关律法集成》（Archaionomia: sive de priscis Anglorum legibus libri），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法典合集。兰巴德从他的朋友兼导师劳伦斯·诺威尔（Laurence Nowell））那里得到了这些合集进行翻译。他将它们翻译成希腊语和拉丁语，每两页都由不同的语言进行对照。 兰巴德将关于盎格鲁－撒克逊风俗习惯和威廉一世和爱德华一世法律的注释包括在他的著作中，对英格兰法律的历史和基础进行了广泛的创作，通过将它们翻译成拉丁语和希腊语，兰巴德使这些盎格鲁－撒克逊法典可供更广泛的知识分子使用，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研究盎格鲁－撒克逊语。
兰巴德的作品成为典范，他的法典被各种知识分子用来宣传都铎王朝的帝国起源。 理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 年）在他的《英格兰民族的主要航海、远行和发现》（ 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u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89 年）中，在“王冠领地的权利和附属物的证词”中写到了亚瑟征服的广阔领域。 这是对兰巴德写在《大典》中的“De iure et appendicijs coronae regni Brytanniae”的翻译，哈克鲁伊特转述了亚瑟：
……英勇地征服了现在被称为挪威的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挪威以外的所有岛屿，包括冰岛和格陵兰，这些岛屿属于挪威、瑞典、爱尔兰、哥特、丹麦、Semeland、Windland、Curland、Roe、Femeland、Wireland、佛兰德斯、Cherilland、拉普兰以及东海的所有其他土地和岛屿，包括俄罗斯（通过拉普兰他将其不列颠帝国的东部边界置于其中）和挪威以外的许多其他岛屿，包括北极，它们是斯堪的纳维亚的附属物，现在称为挪威。
1580 年，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 Dee）通过他对兰巴德《大典》的研究，口头确认了女王统治众多外国土地的权利，为英国帝国主义提供了合法的主张。 占星家在花园里的一个预先安排的约会中向听众宣布了他所认定的都铎王朝女王的帝国统治权，这是新闻发布会的早期形式，而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潦草地写下笔记，为子孙后代记录下这一刻。 那一年，伊丽莎白陷入绝望——自从她拒绝与她最后一个追求者法国安茹公爵的婚姻后，迫切需要展示她的统治力量，与西班牙之间任何表面上的和平每一秒都在崩溃。
在他的晚年，兰巴德的作品吸引了伊丽莎白一世政府各界成员的赞助。 1592年6月22日，他被英格兰大印掌玺官约翰·普克林（John Puckering）爵士任命为大法官。 1597年5月26日，兰巴德在劳斯主教堂座被任命为掌玺官托马斯·埃格顿爵士（Sir Thomas Egerton）记录保管员。 1601 年，他终于引起了女王的注意，并被任命为伦敦塔的记录保管员。 女王要求他为塔中的文件创建一个目录，并于 8 月 19 日提交给她，标题为“纸卷百科全书”（Pandecta Rotulorum）。 女王称他为“善良而诚实的”兰巴德，证实了她的青睐。 不幸的是，他仅仅在十五天后就去世了，甚至还没享受到这种青睐带来的好处。 不过这可能只是伊丽莎白的惯用策略——因为她知道兰巴德快死了，所以她不必履行承诺。
尽管皇室对他的青睐姗姗来迟，但兰巴德的《大典》帮助他开始获得了一系列好处。他的作品在伊丽莎白时代被证明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一点从哈克鲁伊特和迪伊的引用中可以看出。通过他关于亚瑟王的征服的著作，兰巴德继续支持不列颠的帝国历史主张。
1569 年，格拉夫顿出版了另一本不列颠史书《大编年史》（A Chronicle at large），但它几乎没有为他赢得赞誉。 他将它献给“尊敬的威廉·塞西尔爵士……”他是伊丽莎白一世的首席顾问。他宣称布鲁图斯“拥有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一切，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不列颠……”布鲁图斯作为罗马始祖埃涅阿斯的孙子，将不列颠历史置于与古罗马同等的地位上。他提到了布鲁图斯的儿子之间的不列颠分裂，并称洛克林为“不列颠之王”，而不仅仅是英格兰国王，证实了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上的统治地位。这项工作也证实了：
……通过那场光荣的胜利，他获得了王冠，并拥有了这个著名的帝国和如上所述王国统治者们拥有的一切权威。
这段话证实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帝国统治，通过她的祖父传给了她。
格拉夫顿在《大编年史》的卷首进一步赞誉了都铎王朝的帝国血统。 在页面的顶部，布鲁图斯与摩西一起被描绘。 布鲁图斯的右边是洛克林，在他下方是阿尔巴纳克特、坎伯和亨利八世。 在亨利国王的右边，在页面的底部，伊丽莎白一世坐在皇室荣耀的宝座上。 在页面的左侧，按降序排列的是扫罗、大卫、所罗门和征服者威廉， 这些图像强化了都铎王朝身为后裔的重要性，他们被视为与圣经英雄相同的地位。格拉夫顿的观众立即认出了这些圣经英雄，影响了他们对君主祖先的看法，在这幅插图中，格拉夫顿完美地颂扬了都铎王朝的帝国祖先。
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1540-1581 年）撰写了他的《爱尔兰史》（History of Ireland，约 1571 年），断言都铎王朝通过亚瑟王和诺曼征服对爱尔兰的主张， 他在伯利男爵的赞助下写作，伊丽莎白一世将他介绍给了塞西尔。当女王在 1566 年访问牛津期间，他独自与四位学者辩论时，给女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塞西尔将坎皮恩描述为“英格兰的钻石”，虽然他是在伯利男爵的赞助下写作的，但显然得到了女王的青睐。
坎皮恩的历史从爱尔兰人的起源开始，以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收尾，他把他的历史献给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另一个宠儿：
“致尊敬的罗伯特·达德利……莱斯特伯爵，高贵的嘉德骑士与圣米迦勒骑士，女王陛下的首席掌马官，以及她的枢密院成员之一……”
坎皮恩前往爱尔兰编纂历史，在那里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回到英格兰后，坎皮恩皈依了天主教，但他声称自己依然忠于他的主权女王，他因此被流放出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学习并成为一名耶稣会士。而在他时隔多年回到英格兰后，继续出版捍卫天主教信仰的作品，并最终与其他两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被处决。“英格兰的钻石”因叛国罪被处决，这表明伊丽莎白一世是多么反感天主教，她对任何教皇的捍卫者都感到威胁。尽管在被处决时——他依然不断地表明自己对女王的忠诚——坎皮恩已经失去了女王的青睐，但在他撰写《爱尔兰史》时并没有失宠，在他的著作中，坎皮恩通过贝利努斯、他的兄弟布伦纽斯和他的儿子古尔贡提斯（ Gurguntius）的征服，为英格兰统治爱尔兰的权利辩护，他甚至引用了亚瑟的权威：
“因此，英国人通过亨利二世的征服，拥有了对爱尔兰王国的优先权，他们从未放弃过对这一称号的要求，有时也会像在亚瑟王时代那样，让那些爱尔兰王公们称臣纳贡、约束他们的行为……”
坎皮恩在写到组成苏格兰人种的不同种族时，证实了他对布鲁特斯传说的信念：
“因此，你可以看到苏格兰人是一个活泼的、激动的、古老的和胜利的民族，他们首先是不列颠人的混合体（尽管编年史对此有所隐瞒），布鲁图斯首先把他们和阿尔巴纳克特一起安置在那里；其次是皮克特人；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是爱尔兰人……”
坎皮恩的作品显然是在摆脱神话的历史演进中向前迈出了一步；尽管他在历史中提到了布鲁图斯和亚瑟，为他们的真实性辩护，但他们只是被顺便提及，而且远不是突出的人物。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抛开神话，因为他仍然写下了居住在史前不列颠的巨人的传说，并继续捍卫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支配和统治权。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利兰的《为不列颠最著名的亚瑟王辩护》（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被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Robinson
）翻译成英文，由约翰·沃尔夫出版。它的完整标题是《关于最尊贵、最英勇和最有价值的不列颠国王亚瑟的原貌、生活、行为和死亡的博学而真实的辩护》（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of the original, Life, Acts, and death of the most Noble, Valiant, and Renoumed Prince Arthure, King of great Brittaine.1582年），表明尽管有像维吉尔和提温那样的作品，但亚瑟王的传说在都铎时代依然有着持久的影响。
罗宾逊在出版他的译本时也寻求皇家支持，他将自己的英文版献给的一位领主是“尊敬的亨利·西德尼爵士……”，如上所述，他与女王的两位宠臣有来往。在他的献词中，他支持亚瑟作为亨利八世的祖先，并写道：
“……进一步提升了他那位最有名望的祖先的声誉，这就是我们的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的训练与精神。”
他还进一步将女王称为：
“……菲尼克斯的女性化身，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以斯帖（Hester）与最有魅力的女皇伊丽莎白……”
罗宾逊继续将伊丽莎白与九位女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提到伊丽莎白是菲尼克斯而暗指她与亚瑟王的关系，他是在宣布女王是一位帝国君主，以便获得女王对其作品的支持。
伟大的不列颠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在伯利伯爵的赞助下，创作了《不列颠尼亚》（Britannia，1586），这是一部直到诺曼征服前的不列颠历史，其结构计划由全不列颠血统和统治分布的概念统一起来。卡姆登的历史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通过观察整个群岛上城镇的古代历史，将不列颠的众多地区通过血统联系起来，他的作品是对不列颠统一在一个帝国首脑之下主张的又一刺激，而这正是布鲁图斯传说所鼓励的。
卡姆登写他的历史是为了证明英格兰的古代历史，并提高其在其他欧洲国家中的地位，这些国家也拥有光辉的古代历史。虽然他无法确定布鲁图斯传说作为不列颠人起源基础的合法性，但他将君士坦丁和亚瑟的传说故事作为事实列入其中。他的作品有六个未删节的拉丁文版本在他生前出版（1586、1587、1590、1594、1600和1607），1610年，菲利蒙·霍兰（Philemon Holland）出版了英文版本，证明了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卡姆登在考虑英国的起源时提到了蒙茅斯的布鲁特斯的故事。
“且不说我们当中的一位作家（我希望我不能以这种怀疑“他的历史是假的”来指控他），蒙茅斯的杰弗里……出版了一部《不列颠史》……他在其中提到，特洛伊人出身的布鲁图斯……横渡汪洋来到了这个岛上……并把他的名字留在了不列颠……”
卡姆登全面涵盖了关于布鲁图斯传说真实性的争论，他既不能完全接受，也无法否认。作为布鲁图斯的替代，卡姆登提出，古代不列颠人可能是诺亚的儿子雅弗的后裔，雅弗的后代在古代高卢和日耳曼居住，最终移居到不列颠。
“……那些出自雅弗的群体和家族，首先占领了欧洲的岛屿，如……英格兰、西西里等。”
在都铎时代，在历史中使用《圣经》故事与使用传说一样流行。卡姆登的历史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接受自布鲁图斯起源的认知，但在都铎时代，这一认知还远未成为共识。
卡姆登接受了蒙茅斯关于君士坦丁的故事。关于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他写道：
“……统治……意大利、非洲、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但他离开了意大利和非洲……满足于其余的……当他在奥勒良手下[在不列颠]服役时，他娶了海伦娜，她是意为不列颠王公库尔的女儿，通过这次结合，他在不列颠有了一个儿子，未来的君士坦丁大帝。”
卡姆登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出这是：
“……所有作者的一致意见……除了一两个特立独行的小作家……”
卡姆登显然是在暗示维吉尔和提温以及他们工作中的反对意见。虽然卡姆登没有提到君士坦丁被认为是布鲁图斯的后裔，但确实通过他的父母暗示了君士坦丁的帝国和不列颠血统——他是出生在英格兰的罗马皇帝，这一事实对于英格兰君主的帝国要求也是必不可少的。
卡姆登在整本书中多次提到亚瑟王。他在萨默塞特郡发现了亚瑟王的陵墓，并收录了一首由约瑟夫·伊斯卡努斯 (Joseph Iscanus) 写的关于亚瑟王的诗《安条克伊斯》(Antiocheis)。他甚至否认温彻斯特圆桌会议的真实性，声称“乍一看会发现它的日期要晚得多”，但无法否认亚瑟王本身的传说。
在《不列颠尼亚》中，卡姆登正朝着更现代的史学方向发展，和坎皮恩一样，他只是顺便提到了亚瑟，并争论了布鲁图斯传奇的真实性，然而，他的作品显然是在皇家赞助下写成的，因为它仍然支持都铎帝国主义。
托马斯·丘希亚德（Thomas Churchyard，1520?-1604)为亚瑟的历史真实性辩护。在他的作品《威尔士的伟人们》（The Worthines of Wales，1587年）中，他确认伊丽莎白一世“来自亚瑟王的血脉后裔”，为都铎王朝的亚瑟血统辩护，他同样献上了这本历史：
“献给最优秀的女王，伊丽莎白，承蒙上帝的恩典，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等等领土的女王……”
丘希亚德早年大部分时间在英格兰军队中度过，而在退役后，他试图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中获得一个职位，但没有成功。他在15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并在写《威尔士的伟人》之前走遍了威尔士，直到他七十岁那年，终于获得了女王的赏识。虽然他在写这本书时没有得到女王的赞助，但他显然是为了希望得到女王的支持而写的。
与卡姆登一样，丘希亚德按地域组织他的威尔士历史，涵盖了城镇、城市和郡的历史。在描述卡里昂镇（Caerleon）的时候，他写道：
“亚瑟王在那里加冕那是他的王位在那个镇子里，带上了权杖身披华丽的头饰而荣誉加身。”
提到有四位国王参加了亚瑟的加冕仪式，暗指这位伟大的国王得到了其他主权统治者的帝国认可。
“……四位国王在他面前出现。我们看到了，这四位功名卓著的国王带着四把金色的利剑但他们的致敬却同样闪耀我们将这份敬意致以你的卡里昂镇正如我们给你一样。”
丘希亚德称这些国王是：
“阿尔巴尼亚国王Angusell、Venedocia国王Caduall，Cornewall国王Cardo，以及Demetia国王Sater……”
丘希亚德在他的历史中加入了亚瑟拒绝向罗马进贡的内容，但没有提到罗马的战败。他还列举了亚瑟的征服地：“高卢”、“萨伏伊”、“多芬内”和“奥克尼的岛屿”（指不列颠群岛、奥克尼群岛和冰岛）。与蒙茅斯的亚瑟一样，丘希亚德的亚瑟也宣布：
“罗马应当向我臣服，因为我的先人曾经征服过它。”
他指的是贝利努斯和布伦纽斯对罗马的征服，为亚瑟的反抗辩护，并将“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努斯”描述为亚瑟的“侄子”，他们都是不列颠的国王和罗马的皇帝。
丘希亚德比卡姆登更多地引用了亚瑟，但仍然只在他的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写到了他。丘希亚德声称，尽管维吉尔擅长写他自己的国家（意大利），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不列颠知之甚少，所以没有资格写它的历史。虽然丘希亚德确实提到了君士坦丁和亚瑟的血缘关系，但他没有提到布鲁图斯，这证明提温对布鲁图斯传说的否定正逐渐被采信，尽管丘希亚德撰写他自己的历史时提温的作品还没有出版。
就在布鲁图斯的故事似乎不再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候，植物学家亨利·莱特(Henry Lyte，1529?-1607)创作了一部以捍卫布鲁坦传说为中心的历史。在他的《不列颠之光：不列颠尊贵的起源和古代的记录》（The Light of Britayne: A Recorde of the Honorable Originall & Antiquitie of Britaine，1588年）中，莱特彻底剖析了不列颠人的布鲁图斯起源故事。正如卡姆登所做的那样，他讨论了英格兰地名背后的历史，以捍卫不列颠布鲁图斯起源的真实性。他将布鲁图斯描述为：
“……阿尔巴尼亚的布鲁图斯：希腊人的征服者；特洛伊人的伟大使者；高贵的不列颠人的最初先祖。”
如此辉煌的帝国式描述无疑促进了都铎王朝对帝国的宣称，莱特将他的历史献给了：
“承蒙上帝的恩典，最令人畏惧的伊丽莎白陛下，世界的菲尼克斯，英格兰的天使，不列颠最璀璨夺目的女士……”
莱特的献词证明了他试图通过将她描绘成帝国统治者的写作来维持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赞助。莱特在将兰伯特·多登（Rembert Dodoen）的《自然的书》（Cruydt-Boeck，1564 年）的翻译编纂进《一本新的草药或植物史》（A niewe Herball or Historie of Plantes，1578 年）时获得了女王的赞助。 1588 年 11 月 24 日，当女王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表示感谢时，他将《不列颠之光》献给了女王。 这是一个精心挑选的时刻，向庆祝海军胜利得女王展示他对不列颠布鲁图斯传统的致敬。
莱特声称，在古代，苏格兰被称为“不列颠的次位”（Britania secunda）。他的命名为伊丽莎白提供了进一步支持英格兰对苏格兰的统治地位的证据，后者被描述为不列颠的次位，因此也被称为小不列颠。 为了捍卫布鲁图斯在不列颠历史上的地位，莱特坚持认为爱德华一世国王和教皇博尼法斯都相信“布鲁图斯的历史不是寓言……”——有趣的是，莱特在为新教徒、反教皇的读者写作时引用了教皇的话。 尽管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的视野，但它并没有声称所有教皇都是邪恶的或错误的，他们仍然被视为知识渊博的象征，即使对于英格兰人而言也是如此，而教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对布鲁图斯传说的认可被都铎时期英格兰的新教徒所接受。
莱特反对那些否认布鲁图斯存在的批评家，并称他们固守己见：
“……尽管（布鲁图斯的故事）得到了皇帝、国王、教皇和议会的认可，但那些陌生人在他们的故事里却不承认。”
通过提及议会，莱特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布鲁图斯历史及其被英格兰人民所接受的论点。 他提到“陌生人”撰写的历史，可能是为了诋毁外国人维吉尔的反布鲁图斯作品，进一步捍卫其真实性。
莱特声称，布鲁图斯是受到“被称为卡利多尼亚的戴安娜（Diana of Calydonia sylua）的不列颠神谕夫人”的委托开始征服不列颠，并且“特洛伊人……是生于马尔斯与赫拉克勒斯与其他古代女神同一时代的” 外邦人——相信布鲁图斯是古代神灵的后裔，戴安娜对他的冒险给予了祝福，这为都铎王朝提供了神圣认可的帝国主义主张。 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指定的不列颠统治者，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援引这些古典诸神的支持只会加强他们的主张，当时这些经典正在重生并广受欢迎。 尽管都铎们是基督教国王，他们依然通过古代异教神明来宣扬神圣起源，虽然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只是象征性使用而非出于实际，这种策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皇室中很流行。
约翰·斯陶的《英格兰年谱》（The Annals of England，1592年）也赞美了英格兰的帝国历史。这部作品是众多早期历史的汇编。他为不列颠是以布鲁图斯的名字命名的观念进行了辩护，并重申了布鲁图斯的三个儿子和洛克林之间的群岛划分，从而确认了英格兰的统治地位。
斯陶没有提到君士坦丁的母亲是皇帝统治不列颠这一遗产的来源，他也没有确认她是一位英格兰王子的女儿。但斯陶确实写道，君士坦丁在约克时成为了罗马皇帝，而且只有在“把不列颠的事务处理妥当”之后，他才开始前往罗马，“并与许多不列颠人一起离开……”斯陶的文章证实君士坦丁是一位不列颠帝国统治者，英格兰国王就是他的后代。
亚瑟王被斯陶描绘成一个帝国的征服者，他写道：
“因此，在安顿好祖国的事务之后，他和他的贵族们远征挪威，在那里他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贵族和勇敢的雇员，并征服了它和周围的所有地区，在Ruffia，将他的帝国的边界置于拉普兰。”
他简要地提到了亚瑟在法国的大捷：
“然后说到法国，他迫使弗罗尔（罗马人的代理行政长官）逃跑，然后在战斗中勇敢地杀死了他……”
他还写到了亚瑟对罗马的军事胜利：
“……他与卢修斯·提比略进行了致命的战争，卢修斯为不列颠和亚瑟献上了贡品，并集结了强大的力量来战胜亚瑟，但亚瑟与他相遇，经过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打败了他的军队，杀死了他，并向罗马元老院送回他的尸体要求进贡。”
所有这些段落都证实了亚瑟的“不列颠帝国”及其疆域超越了不列颠，进入了欧洲大陆，他们还将他的帝国与亚瑟在战斗中击败的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
虽然斯陶没有写亚瑟被加冕为罗马皇帝，但他“确实征服了三十个王国”，使得不列颠获得了帝国的地位。斯陶将卡德瓦拉德称为“最后一位不列颠国王”，但没有提到任何预言。
理查德·哈维（Richard Harvey，1560-1623 年？）将他的《手足相亲，或为布鲁图斯辩护——不列颠人的历史》（Philadelphus, Or A Defence of Brutus, and the Britons History，1593 年）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另一位宠臣：
“罗伯特·德弗鲁大人（Robert Devereux），埃塞克斯伯爵，女王陛下的枢机顾问，嘉德勋章骑士。”
显然这又是一次向伟大女王寻求赞助的献媚。哈维为布鲁图斯传说的真实性和不列颠人民作为其后裔辩护，他警告那些“对布鲁图斯不够友好、做得比他们应该做的还少”的人，但也警告了那些“写了很多布鲁图斯的故事而选择效仿”的人，显然，他在对布鲁图斯的辩护中的主张不够坚定，无法完全排除虚构的可能性，然而，哈维支持不列颠人所继承的布鲁图斯的血统，并声称“我们不是不列颠人（Brittons），是布鲁坦人（Brutans）”。
这些关于不列颠或不列颠部分地区的众多史学作品，证实并颂扬了都铎王朝的皇室血统的正统性，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敢于反驳布鲁特斯和亚瑟等人物的正确性。由于有如此多的历史文献支持都铎王朝的帝国主张，他们不再是国王和女王，而成为了皇帝和女皇。
都铎王朝不仅鼓励和赞助历史著作，为了推动其证明其帝国主张的传说，还鼓励和赞助虚构文学和诗歌。英国第一任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约1421—1491年）出版托马斯·马洛里（Thomas Malory，15世纪）的《亚瑟王》（Morte D'Arthur）时，恰逢亨利七世于1485年登上英格兰王位，这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在这本书里，马洛里为亚瑟加冕为罗马皇帝，并描绘了一位被精神和世俗权威认可的不列颠帝国皇帝。 许多英国国王，如英国宗教改革前的威廉一世、亨利二世、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都通过教皇的祝福宣称他们的帝国权力，而马洛里则提出了都铎王朝可以借鉴的古老先例。
新版本的《亚瑟王》在整个都铎王朝统治期间出版。 卡克斯顿1485年的出版物在其序言中表达了亚瑟作为不列颠民族英雄的流行形象：
“基督教世界最有名望的国王，最初和最值得被尊敬的国王，亚瑟，我们英格兰人在基督教世界中最值得铭记的人。”
1498 年，德国印刷商温金·德·沃德（Wynkyn de Worde）在威斯敏斯特由亨利七世授意再次印刷出版，温金作为卡克斯顿的学徒来到英格兰，是他的继承人。 1529 年，沃德在亨利八世的领导下印刷了另一个版本。 1557 年，马洛里的作品再次由威廉·科普兰（William Copland）在玛丽一世的领导下印刷。此前，科普兰因印刷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的忏悔书而被传唤到枢密院，被迫交出所有副本以供焚毁。 通过印刷《亚瑟王》，他可能希望找到获得女王青睐的途径。 1582 年，托马斯·伊斯特 (Thomas East) 在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的统治下再次印刷了该作品的新版本，在整个都铎时代，马洛里 (Malory) 的作品再次出版，继续颂扬英格兰君主所宣称的帝国历史。
埃蒙德·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在他的史诗《精灵女王》（The Faerie Queen ，1590，更常译名为“仙后”，但此处进行了修改) 中使用了亚瑟的传说，该诗写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由约翰·沃尔夫（John Wolfe）为威廉·庞森比（William Ponsonbie）印刷。斯宾塞的作品中关于亚瑟和他骑士们的事迹被用于推动都铎王朝的帝国主张。
在第二卷第九章中，斯宾塞描述了谦逊制的精灵骑士盖恩（Guyon）和全不列颠皇室血统的继承人亚瑟王子如何来到阿尔玛城堡的图书馆里阅读他们血统的历史。 斯宾塞向亚瑟提供了代表蒙茅斯作品中的不列颠纪念碑，以供其研究。 在这部作品中，亚瑟对精灵女王的追求代表了不列颠历史走向高潮的进程，这在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得以实现。
以下章节描述了亚瑟和盖恩正在阅读的都铎王朝的神话系谱。 斯宾塞在旋律10的开头标题中总结道：
“不列颠国王的编年史，从布鲁图斯到其他国王以及精灵皇帝的所有卷轴，直到格洛丽安娜的时代。”
他支持都铎王朝继承布鲁图斯和英格兰对不列颠群岛的帝国统治，写道：
“布鲁图斯将这个地方纳入他的统治之下，并在极大的幸福中通知了漫长的岁月；在他的朋友们中间，他迎来了自己的结局；他留下了三个儿子，那著名的后代，并在他们之中分置了自己的帝国；而洛克林则是不列颠的领主。最后，当时机到来，他在晚年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在最终的命运中，洛克林被留下成为万物的至高主宰……”
斯宾塞还写了君士坦丁的故事和他的不列颠血统。 他描述了君士坦提乌斯是如何被罗马人派往不列颠制服库尔的，但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并且“君士坦提乌斯娶了他的女儿海伦娜，他们后来生下了伟大的君士坦丁”。亚瑟所能找到的史籍随着他的出生戛然而止，而盖恩的史籍则随着伊丽莎白一世的神话代表格洛丽安娜 (Gloriana) 的登基而结束。
伊丽莎白女王在斯宾塞的作品中被表现为“精灵女王”和“布列托马特女士”。斯宾塞从“不列颠”这个词中引申出“Britomart”这个名字，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经常声称她自己是英国的化身。斯宾塞声称伊丽莎白女王从亚瑟的母亲伊格莱恩的第一任丈夫戈洛斯那里继承了卡德瓦拉德的血统，这一身份支持了女王的帝国主张，就像官员们为她、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所做的家谱研究一样有效。
通过他笔下的亚瑟，斯宾塞支持英格兰对帝国主义的要求。根据斯宾塞的说法，梅林的预言指出，英格兰的古特洛伊国王一脉将复活，并捧起“一位皇室处女”的统治：
“当预言完全实现时，将有一个火花，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藏在那灰烬里……它将爆发出明亮燃烧的火焰，并携手踏上那些王权与贵族的阶梯因此，不列颠血统将再次夺回他们的皇冠。从今以后将在那旧日的国家之间建立永恒的联盟。”
第一节暗指梅林的预言，即有一天亚瑟的血统将通过都铎王朝的崛起重回英格兰的王位。“皇室处女”指的是处女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永恒的联盟”指的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统一，都铎王朝在 16 世纪末仍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斯宾塞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主权主张进行了辩护。 他和蒙茅斯都证实亚瑟征服了爱尔兰并将其殖民化，将都铎王朝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的存在定义为英格兰重申统治权。斯宾塞在他的1569年版的献词中写道：
“献给至高无上、强大而伟大的女皇……蒙上帝恩典，伊丽莎白，英格兰、法国、爱尔兰的童贞女王……”
他显然是在将他的女王描绘成一位帝国统治者，并试图获得她的持续赞助。 斯宾塞向伊丽莎白展示了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远早于盎格鲁－诺曼人的到来，这捍卫了她和未来的英格兰君主持续提出诉求的权利。
巧妙的是，斯宾塞还将他的作品献给了女王宫中最重要的17位领主和女士。 他的序言包括颂扬他们每一位的十四行诗，如伯利、埃塞克斯伯爵、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沃特·罗利爵士（Walter Raleigh）和许多其他为女王服务的人，这些都是深受女王信赖的顾问。
通过《精灵女王》，斯宾塞试图既批评伊丽莎白时代政府在爱尔兰的政策——他在1580 年担任爱尔兰中将的秘书——又引发对英格兰成就的自豪。 通过不断使用“不列颠”一词，他确认了英格兰对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统治地位。斯宾塞支持建立一个拥有单一法律、语言、宗教和统治者的“统一国家”，英格兰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不幸的是， 斯宾塞留下了不完整的《精灵女王》，但他所发表的内容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帝国野望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例子。
英格兰吟游诗人也热情地庆祝他们的都铎王朝统治者的帝国主张。 民谣是一种比高级文学和历史作品更有可能渗透到都铎社会下层的媒介。 在诗歌方面，威尔士吟游诗人刘易斯·格林·科西 (Lewis Glyn Cothi) 在他的颂歌《我，国王亨利七世》（I’r Brenin Harri VII，约 1485 年）中称赞亨利七世为：
“来自北威尔士的野兽，一个有名望的人，同时继承了亚瑟血统中的灵敏与力量……”
这首诗赞扬了亨利七世的血统，将他比作布鲁图斯和亚瑟。 科西将新国王描述为实现了“梅林预言的巨大喜悦”和“通过他的英明统治，他将维持卡德瓦拉德的政府”。
亨利七世宫廷中的大陆诗人将亚瑟王子的诞生预示为和平黄金时代的回归。 布雷西亚的彼得罗·卡米利亚诺
（Pietro Carmeliano）是亨利七世的拉丁秘书和牧师，他将亚瑟王子的诞生作为他的诗《一篇致英国统治者的劝告信，关于消除内战与亚瑟王子的诞生》（Suasoria Laeticie ad angliam pro sublatis bellis ciuilibus et Arthuro principe nato epistola） 的高潮，庆祝整个英格兰的内战（玫瑰战争）结束，根据卡梅利亚诺的说法，亚瑟王子的出生将确保未来战争不会在英格兰再次爆发。1497 年，英国教皇收藏家兼伍斯特主教乔瓦尼·德·吉利斯 (Giovanni de Giglis) 在他的诗《最显赫王子的颂歌》（Genethliacon in illustrissimu principe）和王子诞生时撰写的建言书《另一则关于亚瑟之死的建言献给神圣王子》（Aliud epigrama de noie arturi indito ipi Seremo principi）中暗示着亚瑟王时代的回归，这些由外国人写的诗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亨利七世合法王权的认可。
莫里斯·凯芬 (Maurice Kyffin) 在他的《祝福不列颠，或女王的神圣祝礼》(The Blessednes of Brytaine, or a Celebration of the Queens Holyday，1587) 中使用亚瑟王作为伊丽莎白一世帝国统治的基础：
“那些不列颠诗人，在皇家颂歌中反复吟唱（那些在亚瑟王时代就写下的句子）‘那些帝国的血脉，正是女王的根基；在这些诗歌中，我们为您祈祷。’”
乔治·皮尔（George Peele，1556-1596 年）如上所述，在《波吕许谟尼亚》（或《颂歌》，Polyhymnia）和《盎格鲁的祝圣日，英格兰的盛典》（Anglorum Feriae, Englandes Hollydayes）中描述她的登基纪念日时，也创作了赞美伊丽莎白一世帝国地位的诗歌。 这些民谣接受并歌颂都铎王朝作为帝国统治者，他们的帝国最终扩展到不列颠群岛之外。
这些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展示了都铎王朝君主对他们保护下的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在幕后操纵的能力，他们还证明，君主所颂扬的皇室血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流行文化中根深蒂固。
7.帝国流行文化
都铎王朝还鼓励和促进亚瑟王传奇融入流行文化。 亚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英格兰的民族英雄（自诺曼人统治以来），都铎王朝支持社会亚瑟王的证据体现在他们对射箭社团（archery fellowship）、在伦敦的亚瑟圆桌骑士会议的创建和赞助中。 亨利八世开始了这些工作，并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除了玛丽一世时期由于未知原因而中断。1579 年，爱德华·怀特 (Edward White) 写下了民谣《牧羊人日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描述了它们的复兴：
“……射箭活动因亚瑟王和他的伙伴们而复活。”
社团的复活证明了流行的亚瑟王神话在整个都铎时代的持久力。
理查德·穆尔卡斯特 (Richard Mulcaster) 在他的教育著作《基石——第一部分》 (The First Part of the Elementarie，1582) 中提到了社团。 他描述了一个聚集在一起练习射箭的伦敦社团， 这证明了亚瑟王的传说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了伦敦的社会。
理查德·罗宾逊 (Richard Robinson) 在他1582年的利兰的史籍译本中，把他的作品献给了亚瑟、威尔顿的亚瑟·格雷（Arthur Grey）大人、亨利·西德尼爵士、托马斯·史密斯和：
“射箭社团，每年在伦敦庆祝伟大的亚瑟王子和他的圆桌骑士团的命名纪念……”
在他 1583 年出版的《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们：古代骑士团、社会和值得称赞的事物》（The Ancient Order, Societie, and Vnitie Laudable, of Prince Arthur, and his knightly Armory of the Round Table）中，罗宾逊再次将他的作品献给托马斯·史密斯和“现在著名的亚瑟王子圆桌骑士团或社会组织”，声明：
“同样，我们的至高无上的伊丽莎白女王，让骑士团继续存续下去。”
他对社团的描述展现了一个深受英格兰人民和君主欢迎的骑士团，罗宾逊在他的献词中进一步描述了社团：
“……一位在公民中自由选举出的领头人来代表伟大的亚瑟王的记忆，以及同一骑士团的骑士们，他们应该……每年聚会一次，举行庄严而友好的庆祝活动。”
一天，当亚瑟和他的骑士团前往麦尔安德的绿地练习射箭时，他们碰巧遇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并“在膝盖上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而她也“非常优雅地鞠躬”。 按照惯例，这些人会在他们的君主面前鞠躬，但伊丽莎白弯下腰作为回应，证明了她对他们的赞助和尊重—— 这显然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流行的“亚瑟文化”的肯定与宣扬。
8.对美洲的帝国主张
英格兰君主利用一个类似但鲜为人知的传奇来宣称对新大陆的统治。 在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通过与西班牙的竞争，终于开始对新大陆提出领土要求，而 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挤满了与英国人竞争的法国和西班牙定居者，因此，都铎王朝再次钻研他们的威尔士遗产，以宣称拥有新大陆。
相传，1170年，威尔士王子马多克（Madoc）航行到新大陆并在那里定居， 这个传说让英格兰人声称他们首先到达了美洲，赋予他们对其领土的至高无上的权利——都铎王朝和马多克王朝都是威尔士人，这对他们来说极为方便。
约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都将马多克描述为英格兰美洲帝国主张的基础。迪伊捍卫伊丽莎白女王对美洲的权利，因为马多克已经殖民了佛罗里达。整个传说都写在坎布里亚——现在被称为威尔士——的史料中，最为著名的是《布列塔尼的约兰德》（Ylande of Brytaine），在两百年前用布列塔尼语写成：由H.洛伊德·盖特曼（H. Lhoyd, Gentleman）翻译成英文……这部作品是根据兰卡凡的卡拉多克所著的《王子编年史》（Brut y Tywysogion）的英文译本改编的，这本书由大卫·鲍威尔于1584年“纠正、扩充和延续”。 这部作品是应亨利·西德尼的要求出版的，并献给了菲利普·西德尼，他们都是女王的宠臣。在这部作品中，马多克被描述为“进入了一片未知的土地，在那里他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东西”。 很快确认：
“…… 因此很明显，在哥伦布率领任何西班牙人到这里之前很久，那片土地就被不列颠人发现了。”
马多克随后又两次返回威尔士，在那里他召集了“渴望安静生活的男男女女”，然后返回美洲。 鲍威尔的版本补充说，“他来到的土地是墨西哥。”这一额外的主张是对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敌意的反应，进一步使英格兰比西班牙对新大陆拥有更强的主张。哈克鲁特在 1599 年出版的《英格兰民族的主要航向、航行、交通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中包含了鲍威尔版本的传说，进一步提高了传说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从 1570 年代到 19 世纪，这个神话在英格兰和美洲被广泛接受为事实。 许多被派往新大陆的探险家奉命睁大眼睛寻找蓝眼睛的当地人，即所谓的马多克的后裔。 1583 年，乔治·佩卡姆 (George Peckham) 发表了他的《真实报告》(True Reporte)，他在其中声称“Pengwyn”一词起源于威尔士语，这个神话被用来为英格兰攻击新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领土辩护，甚至可能为英格兰私掠者（海盗）攻击西班牙船只辩护。
9.结语
都铎时代的传说和神话在当时亦假亦真，它们不仅鼓舞了都铎王朝的君主走向帝国主义，也鼓舞了英格兰人民，这些通过宣传和庆典来重塑的传说创造了民族自豪感和在未来重现其帝国历史的野望。
受布鲁图斯、君士坦丁和亚瑟等古代英格兰君主对帝国的要求的启发，都铎王朝加速了大英帝国主义运动。 都铎王朝受到这些古老的“不列颠帝国”传说的后裔驱使。 虽然大多数欧洲列强已经在新大陆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而英格兰迟迟没有效仿，但最终不列颠让它们黯然失色。 尽管我们今天所定义的不列颠及其帝国的统一并未在都铎时代实现，但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引发了一场运动，最终促成了一个一度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的形成。
